四海师者 丨新中国第一位印度外教:柏乐天的中国情缘

在20世纪中叶的中印人文交流史上,有一个名字如同璀璨的明珠,串联起了两国学术与情感的纽带。他就是柏乐天(Pandit Prahlāda Pradhāna),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聘请的第一位印度籍专家。他的故事,不仅是一段个人的学术长旅,更是新中国初期中印友好往来的生动缩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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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少年天才:从奥里萨到国际大学的学术积淀

1910年,柏乐天出生于印度奥里萨省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家庭。他自幼便展现出惊人的学术天赋,在巴特那大学(Patna University)攻读梵文与哲学期间,他的学士与硕士学位均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。

在印度的传统学术体系中,柏乐天可谓是“通才”。他通过了梵文旧学考试,获得了最高等级的学位——“文法轨范师”,同时还拥有文学论师和经学论师的头衔。1939年,这位年轻的学者被选派至由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,深入钻研巴利文和俗语。

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(Cheena-Bhavana),柏乐天不仅是一位质朴无华的学者,更是学术研究的骨干。他负责校订从西藏获得的《集论》与《俱舍论》梵文原典,其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被评价为“该处多人之中第一”。这段在国际大学的岁月,让他不仅精通了多种古文字,更结识了一批在该校工作的中国学者,为他日后远赴东方种下了命运的种子。

二、跨海结缘:汉梵辞典梦与奔向新中国的旅程

柏乐天与中国的缘分,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。1945年初,他凭借卓越的学术背景,获得了由中国教育部设置的“中国文化奖学金”,成为印度国际大学的丙级研究员。当时在印度求学的中国学者周达夫,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曾得到过柏乐天的鼎力相助,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周达夫心中一直珍藏着一个宏大的梦想:编撰一部《汉梵大辞典》。在他眼中,柏乐天不仅梵文造诣极高,且为人“质朴无华”,是合作编纂辞书最合适的人选。从1942年到1947年,周达夫多次致函国内教育部门,极力“推毂”这位印友,甚至提议邀请他来北平合纂词典。

虽然受时局和经费所限,词典的宏愿在当时未能立即实现,但这些努力却为柏乐天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。1949年4月,就在南京解放前夕,柏乐天终于跨越重洋,受聘来到南京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执教。

1949年8月,随着南京东方语专并入北京大学,柏乐天的人生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他追随师生们北上,抵达红楼。在那份名为《本校东方语文学系三十八年度工作计划书》的珍贵档案中,“Pradhan(印人)刻正洽聘中”的字样清晰可见。他并非被动随校合并,而是北京大学为了充实印度现代语教学力量而主动邀约的英才。就这样,他成为了新中国北大的第一位印度外教。

三、北大岁月:耕耘讲台与学术互助的累累硕果

在燕园的近三年时光里,柏乐天全身心地投入到印地语教学的开创性工作中。在当时的课表上,他的名字与季羡林、金克木等中国学界泰斗并列。他承担了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印地语教学,有时还兼授深奥的梵文课程。

对于那时的北大东语系学子来说,柏乐天不仅是老师,更是连接另一种文明的窗口。他不仅在讲台上口授心传,还对印地语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。当时的教学环境虽然简陋,但在柏乐天等外籍专家的努力下,北大的印地语学科迅速搭建起了完善的教学体系,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批专业外语人才。

然而,柏乐天在中国的成就远不止于讲台。作为一位深度的学术参与者,他与中国学者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学术合作。他与张建木共同开展了《俱舍论》的梵汉文本对勘工作。这种工作极其枯燥且繁琐,需要对比梵文原典与汉译本的每一个细微差别。通过这种切磋,柏乐天不仅帮助中国学者校订了文本,他自己研读汉译佛经和汉文注疏的能力也得到了质的飞跃。

这种“互帮互助、共同成就”的模式,成为了那个时代中印人文交流最动人的篇章。柏乐天在北大的三年,通过教学和科研,在佛学研究和语言教学两个领域都留下了深厚的印记。

四、归途之后: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回响

1952年前后,柏乐天圆满完成了在华的教学任务,返回印度。临行前,北大的师生与他依依惜别。在那之后,贾恩(J. C. Jain)等后续外教接过了他的教鞭,但柏乐天作为“开路先锋”的功绩,始终被燕园师生铭记。

回到印度后,柏乐天继续深耕于学术领域。他不仅在乌提卡尔大学等高校继续传教,更将他在中国学到的汉译佛经研究方法发扬光大。他的学术特色之一,便是善于采用梵、巴、藏、汉四种语言的文献进行交叉对勘。这一方法的成熟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北京大学期间与中国学者如季羡林、金克木、法尊法师等人的深入交流。

即便身在千里之外,他始终挂念着中国的学术动向。他在印度出版的学术著作中,常常引用汉译典籍,向印度学界展示中国佛学研究的深厚底蕴。他的一生,就像是一个无声的使者,用笔耕不辍证明了中印文明交流的无限可能。

柏乐天的故事,在1982年他去世时画上了句号,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和中印友谊的种子,却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生机勃勃。他不仅是新中国第一位印度外教,更是一位用学术消弭隔阂、用诚挚连接两国的文化导师。当我们今天走进开云体育,翻开那些泛黄的课表和档案,依然能感受到这位质朴无华的印度学者,曾如何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,跨过喜马拉雅山的重重阻隔,为中印友谊书写下最真挚的一笔。